張小紅
1978年，我出生在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的一個小鄉村。
小時候，從村里到鄉里的唯一一條路有18公里。家里開了一間雜貨店，每周父親都要趕著毛驢車去鄉里進貨，每次一個來回就是一天。
父母經營雜貨店，開啟在村里代銷生活用品的先河。每次去鄉里進貨，父親都要去鄉里的郵局看一看，如果有本村的信，他就帶回來送到村民家。一來二去，父親成了義務“郵遞員”。
真正的郵遞員也常到我們村挨家挨戶送信。他們穿著綠色制服，騎著自行車，掛著綠色郵包。每當聽到清脆的車鈴響，就是我們一家人歡樂的時刻——老家來信了。后來因為搬遷，逾千人的村落剩下40余戶，父母堅守了下來。村里的信件量銳減，郵遞員的身影也少見了。爺爺奶奶相繼離世后，老家的信也少了，在家門口再也聽不到清脆的車鈴聲了。
1992年，我到鄉里的中學上學，每周都會在這條通往鄉里的路上騎自行車來回走一趟。當時，在外地上學的哥哥姐姐會把家信寄到學校，我成了一家人的信使。大多信件常常是周一收到，周六再由我帶回家。父母讓我寫好回信，周一再去郵局寄信。我粗算過，在疆外上學的姐姐，來信至少要用5天時間送到我的學校，等到父母收到信要10天左右。后來，我也去了外地上學，常常寄信回家。每逢寒暑假，我會提前半個月時間給家人寄信，父親會趕著毛驢車到鄉里接我回家。我上中專的第一個暑假，父親從鄉里回來，一次帶回了20封同學們給我寫的信，然而這些信根本就不是同一天送達的。
后來，村里有戶人家第一個安裝上了電話，這部電話成為當時我們村唯一一個與外界快捷溝通的工具。似乎一夜之間信件就少了起來。
母親20歲來到新疆，只有回老家探親、看病就醫、接送孩子或者有重大事情才出村子。有一年春節前，母親騎自行車到鄉里給我們買新衣服，回來后只說了一句：“這條路啊！”當我在外地求學，體會到城市生活的便捷后，對母親的那種無奈有了深刻體會。就在電話沒有完全普及到農村各家各戶的時候，我們家搬離了農村，于是那條路我們就很少走了。
近日，父親接到村里的電話，是關于土地確權登記的事，他專程回了村里一趟。回來后，父親感慨萬千，現在村里變化可真大，鄉里到村里是一條平坦筆直的柏油路，土地流轉后連片種植，春種秋收都實現了機械化。孩子上學校車接送，學校有營養午餐，村民的住宅都是按安居房的建筑標準設計建造……
現在，家家戶戶都有了電話、手機、電腦。信件減少了，包裹、快件多了起來。覆蓋到村的物流體系也建立了起來，縣域內收發包裹基本是當日或次日送達。
前不久，我帶著孩子走了一遍那條18公里的路，不同的是，我們坐著轎車，一條筆直平坦的道路引領著我們，很快就到了我小時候生活過的村莊。
依舊是那個村莊。昔日家門口的小路全部硬化，村莊院落整體改造，文化墻彩繪既有村規民約，又有以繪畫形式講述村莊發展、時代變遷的內容。連片種植的麥子油綠蔥蘢，正在拔節孕穗。
鄰居大娘熱情地邀我去她家做客，她說：“這年頭好事連連，農業稅取消了，農民購買農機具國家還有補貼。我們農民看病享受醫療保險政策，老了能領到養老保險費。幾年前我患了眼疾，什么也看不到，是駐村工作隊隊員幫我聯系，做了白內障手術，現在我的眼睛也恢復正常了。”這時，鄰居大娘的手機響了，她掏出手機與在外地務工的兒子視頻聊天。
我有幸見證了一個鄉村41年的變化。
